2026年 · 第106卷第35期

目的 探讨营养风险筛查2002（NRS2002）和简明版微型营养评估量表（MNA-SF）对成人肌萎缩侧索硬化（ALS）患者的营养状况、病情进展和预后的评估价值。 方法 前瞻性收集2024年1~12月于北京大学第三医院就诊的ALS患者，依患者是否出现营养风险将患者分为营养风险组和营养正常组。对所有患者每3个月评估1次，持续随访1年，记录修订版肌萎缩侧索硬化功能评分（ALSFRS-R）、体质指数（BMI）、营养评估量表，使用δFS［（基线ALSFRS-R评分-随访时ALSFRS-R评分）/随访月份］和δBMI［（基线BMI-随访时BMI）/随访月份］评估患者ALSFRS-R评分下降速度和BMI变化速度，以死亡或气管切开为终点事件。比较不同营养风险患者临床资料，应用Spearman和Pearson相关分析探讨量表得分与各指标的相关性，Kappa一致性检验评估两量表结果的一致性，线性混合效应模型评估营养风险与δFS和δBMI水平变化的关系。 结果 本研究共纳入148例ALS患者基线资料，其中男96例，女52例，年龄［M（Q1，Q3）］为56.0（49.0，61.0）岁；在入组的全部患者中，共有4例因长期卧床无法测量身高和体重，导致其BMI缺失，故未能完成NRS2002量表评估。根据NRS2002和MNA-SF将患者分为营养风险组（NRS2002营养风险组，n=45；MNA-SF营养风险组，n=59）和营养正常组（NRS2002营养正常组，n=99；MNA-SF营养正常组，n=89）。基线以及3、6、9、12个月时NRS2002与MNA-SF评估结果的一致性Kappa值分别为0.726、0.713、0.698、0.648、0.769（均P<0.001）。NRS2002得分与BMI（r=-0.413，P<0.001）、体重（r=-0.442，P<0.001）、前白蛋白（r=-0.253，P<0.001）、肌酐（r=-0.139，P=0.049）、甘油三酯（r=-0.228，P=0.003）均呈负相关；MNA-SF得分与BMI（r=0.573，P<0.001）、体重（r=0.514，P<0.001）、前白蛋白（r=0.277，P<0.001）、肌酐（r=0.233，P=0.002）、甘油三酯（r=0.289，P<0.001）均呈正相关。线性混合模型校正混杂因素后，NRS2002评分高为δFS（β=0.127，95%CI：0.065~0.189，P<0.001）、δBMI（β=0.150，95%CI：0.104~0.197，P<0.001）增加的危险因素；MNA-SF评分高为δFS（β=-0.090，95%CI：-0.116~-0.064，P<0.001）、δBMI（β=-0.092，95%CI：-0.113~-0.071，P<0.001）的保护因素。 结论 NRS2002和MNA-SF量表评分在ALS患者营养风险评估中具有较好的一致性，两种量表的评分均与BMI、体重、前白蛋白、肌酐、甘油三酯等传统营养指标相关，且可预测患者ALSFRS-R和BMI变化速度。

目的 探讨2型糖尿病（T2DM）患者发生心血管自主神经病变（CAN）的影响因素，并构建预测模型。 方法 回顾性分析2024年9月至2025年12月于徐州医科大学附属宿迁医院住院治疗的831例T2DM患者的临床资料，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按照7∶3的比例将患者分为训练集（n=581）和验证集（n=250），根据是否发生CAN将训练集患者分为非CAN组（n=307）和CAN组（n=274）。比较两组间各项指标差异，采用最小绝对收缩和选择算子（LASSO）回归分析及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T2DM患者发生CAN的影响因素，并绘制预测模型列线图。分别采用受试者工作特征曲线下面积（AUC）、校准曲线和决策分析曲线对模型的预测能力、准确性和临床适用性进行评估。 结果 训练集中，CAN组患者年龄、糖尿病病程、糖化血红蛋白（HbA1c）、中性粒细胞计数、血小板计数、中性粒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NLR）、血小板与淋巴细胞比值（PLR）、单核细胞与淋巴细胞比值、全身免疫炎症指数（SII）、全身炎症反应指数均高于非CAN组，而身高、体重、总胆红素、直接胆红素、丙氨酸转氨酶、天冬氨酸转氨酶、空腹C肽、空腹胰岛素均低于非CAN组（均P<0.05）。CAN组糖尿病肾脏病、糖尿病视网膜病变（DR）、糖尿病周围神经病变、高血压病史、心血管病史、卒中病史、抗血小板聚集药物使用、胰岛素使用比例均高于非CAN组（均P<0.05）。LASSO回归分析筛选出7个变量，分别为：DR、年龄、糖尿病病程、HbA1c、NLR、PLR和SII。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分析结果显示，DR（OR=2.29，95%CI：1.48~3.56）、糖尿病病程增长（OR=1.04，95%CI：1.01~1.08）、年龄增长（OR=1.06，95%CI：1.04~1.09）、HbA1c升高（OR=1.23，95%CI：1.13~1.36）、NLR升高（OR=2.23，95%CI：1.36~3.69）及PLR升高（OR=1.01，95%CI：1.00~1.02）是T2DM患者发生CAN的影响因素。应用上述6个变量建立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在训练集和验证集中预测T2DM患者发生CAN的AUC分别为0.839（95%CI：0.807~0.871）、0.787（95%CI：0.732~0.843），灵敏度分别为81.4%和71.3%，特异度分别为71.7%和73.3%。校准曲线显示训练集和验证集T2DM患者发生CAN的预测结果和实际结果一致性均较好，Hosmer-Lemeshow检验结果显示，训练集（χ²=6.701，P=0.461）及验证集（χ²=12.139，P=0.096）校准度良好。决策分析曲线显示，训练集阈值概率为1%~88%时，验证集阈值概率为3%~80%时，模型具有良好临床适用性。 结论 DR、糖尿病病程增长、年龄增长、HbA1c升高、NLR升高、PLR升高是T2DM患者发生CAN的危险因素。基于这些变量构建的列线图预测模型可直观、个体化地评估T2DM患者发生CAN的风险。

目的 探讨原发性醛固酮增多症（PA）患者发生心血管-肾脏-代谢综合征（CKM）4期的相关因素。 方法 回顾性纳入2016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解放军总医院第一医学中心确诊为PA患者的397例PA患者。根据患者CKM分期情况分为CKM早期组（CKM 0~2期）、CKM 3期组和CKM 4期组。分析3组间各项指标的差异。采用多因素logistic回归模型，通过逐步调整混杂因素分析各指标与CKM 4期发生的相关性。再按性别、年龄（≤50岁与>50岁）、PA亚型［特发性醛固酮增多症（IHA）与醛固酮瘤］进行亚组分析。 结果 397例PA患者中男231例，女166例，确诊年龄（51.1±10.9）岁。CKM早期组179例（0期1例，1期7例，2期171例），CKM 3期组107例，CKM 4期组111例。3组PA患者的年龄、性别、PA亚型、体质指数、舒张压、收缩压、高血压病程、血脂异常占比、糖尿病占比、动脉粥样硬化占比、慢性肾脏病占比、脑梗死占比、冠心病占比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实验室指标方面，3组PA患者的空腹血糖、总胆固醇、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γ-谷氨酰转移酶、血钾、血肌酐、尿白蛋白/肌酐比值（UACR）、估算的肾小球滤过率（eGFR）、卧位醛固酮、卡托普利试验后2 h醛固酮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多因素logistic回归结果显示，在校正性别、年龄、体质指数、代谢指标、疾病史及用药史等混杂因素后，卡托普利试验后2 h醛固酮与PA患者发生CKM 4 期呈正相关（OR=1.003，95%CI：1.001~1.005）。亚组分析显示，男性（OR=1.005，95%CI：1.002~1.008）、年龄≤50岁（OR=1.006，95%CI：1.002~1.010）及IHA（OR=1.005，95%CI：1.002~1.008）的PA患者中卡托普利试验抑制2 h后醛固酮与CKM 4期的发生呈正相关。 结论 高醛固酮水平是CKM进展至临床事件期（CKM 4期）的相关因素，其中卡托普利试验后2 h醛固酮的相关性最为稳定，且该关联在不同性别、年龄及PA亚型人群中存在异质性。

目的 探索G蛋白偶联受体激酶2（GRK2）介导的脂联素受体1（AdipoR1）第205位丝氨酸（Ser205）磷酸化在糖尿病小鼠心肌损伤中的作用机制及定点突变技术的心肌保护效应。 方法 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20只4周龄C57BL/6J小鼠随机分为正常对照（NC）组与糖尿病心肌病（DCM）模型组，每组各10只。DCM模型组通过高脂饮食（HFD）联合链脲佐菌素（STZ）腹腔注射方式建立DCM模型。干预21周后采用随机数字表法每组各取6只小鼠检测血清生化指标、脂联素（APN）水平及心脏舒张功能，处死后取心肌组织行马松三色染色评估心肌纤维化程度，并采用免疫共沉淀及蛋白质印迹（WB）法检测GRK2表达、磷酸化丝氨酸（p-Ser）及AdipoR1-磷酸酪氨酸结合结构域与亮氨酸拉链模体的衔接蛋白1（APPL1）结合能力；剩余每组各4只（共8只）C57BL/6J小鼠，分离成年小鼠原代心肌细胞，分别给予外源性APN或磷酸盐缓冲液（PBS）处理，检测下游腺苷酸活化蛋白激酶（AMPK）/蛋白激酶B（Akt）信号通路磷酸化水平。另取3日龄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28只，采用随机数字表法随机选取4只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分离原代心肌细胞，通过质粒共转染的方法检测GRK2过表达时的AdipoR1-APPL1结合及下游AMPK/Akt信号磷酸化水平［分为4组：空腺病毒载体（Ad-empty）+3×Flag-AdipoR1WT组、Ad-empty+3×Flag-AdipoR1S205A组、腺病毒载体介导的GRK2（Ad-GRK2）+3×Flag-AdipoR1WT组、Ad-GRK2+3×Flag-AdipoR1S205A组］，明确Ser205位点磷酸化是GRK2阻断APN信号传导的关键分子事件；采用随机数字表法从剩余的24只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中随机选取12只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6只，出生第3天分别注射9型腺相关病毒（AAV9）-AdipoR1WT或AAV9-AdipoR1S205A病毒，10周后分离成年小鼠原代心肌细胞（分为4组：AAV9-AdipoR1WT+Ad-empty组、AAV9-AdipoR1WT+Ad-GRK2组、AV9-AdipoR1S205A+Ad-empty组、AAV9-AdipoR1S205A+Ad-GRK2组），体外过表达GRK2，通过免疫荧光共定位检测AdipoR1与APPL1共定位水平；采用随机数字表法将剩余的12只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随机分为两组，每组各6只，出生第3天分别注射上述病毒，4周后通过HFD联合STZ建立DCM模型，分为AAV9-AdipoR1WT+DCM组（野生组）、AAV9-AdipoR1S205A+DCM组（点突变组），微型渗透泵持续输注APN干预，干预8周结束后检测心功能、心肌纤维化程度。 结果 C57BL/6J小鼠中，DCM组血糖、甘油三酯、低密度脂蛋白胆固醇及APN水平均高于NC组小鼠（均P<0.001），两组E/A比值、径向应变率、反向径向应变率（rRSR）、纵向应变率（LSR）、反向LSR（rLSR）的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均P<0.05）。DCM组心肌纤维化面积占比高于NC组（9.20±1.66比1.24±0.51，P<0.001）。DCM组小鼠心肌组织GRK2（4.81±0.46比1.03±0.09，P<0.001）和p-Ser表达水平（1.75±0.21比0.98±0.05，P<0.001）高于NC组。DCM组小鼠心肌组织APPL1与AdipoR1结合比值较NC组降低（0.398±0.085比0.978±0.088，P<0.001）。DCM组成年C57BL/6J小鼠原代心肌细胞中APN诱导的AMPK/Akt磷酸化下调。AdipoR1敲除小鼠体外实验显示，在AdipoR1敲除小鼠乳鼠原代心肌细胞中，AdipoR1 Ser205位点突变后，3×Flag-AdipoR1S205A+APN组p-AMPK/AMPK（4.025±0.767比1.003±0.087，P<0.001）、p-Akt/Akt（4.125±0.544比0.990±0.034，P<0.001）比值较3×Flag-AdipoR1S205A+PBS组上升。在AdipoR1敲除小鼠的成年原代心肌细胞中，AAV9-AdipoR1S205A+Ad-GRK2组和AAV9-AdipoR1WT+Ad-GRK2组相比，能够恢复GRK2存在下的AdipoR1与APPL1相互作用（P=0.014）。在体AdipoR敲除小鼠的DCM模型中，AAV9-AdipoR1S205A+DCM组小鼠E/A值、rRSR、LSR及rLSR均高于AAV9-AdipoR1WT+DCM组，且心肌纤维化面积占比低于AAV9-AdipoR1WT+DCM组（均P<0.05）。 结论 GRK2介导的AdipoR1 Ser205磷酸化所致APN-AdipoR1代谢功能障碍是加重DCM心功能异常的重要原因，其机制与AdipoR1-APPL1解耦连有关，使用定点基因突变技术靶向抑制AdipoR1磷酸化可以恢复APN-AdipoR1信号传导、改善DCM心功能。

目的 探讨乙硫氨酸通过调控赖氨酸去甲基化酶5A（KDM5A）/组蛋白H3第4位赖氨酸三甲基化（H3K4me3）轴影响Wnt/β-连环蛋白（β-catenin）信号通路诱导神经管畸形（NTD）的分子机制。 方法 将清洁级C57BL/6成年雌雄小鼠（雌鼠80只，雄鼠35只）按2∶1合笼过夜，次晨查阴道栓确认受孕。将孕鼠分为乙硫氨酸处理组（乙硫氨酸组）和正常组，乙硫氨酸组于胚胎发育第7.5天（E7.5）向孕鼠腹腔注射乙硫氨酸（500 mg/kg）建立NTD模型，正常组注射等体积生理盐水，每组21只。于E10.5处死孕鼠取胚胎，体视显微镜观察拍照。收集两组胚胎脑组织行转录组测序；采用Western blotting、实时荧光定量聚合酶链反应（RT-qPCR）及免疫荧光检测KDM5A、H3K4me3、Wnt/β-catenin通路［β-catenin、转录因子4（TCF4）、轴抑制蛋白2（Axin2）、磷酸化糖原合成酶激酶3β（p-GSK3β）］及细胞增殖相关蛋白［周期蛋白D1（Cyclin D1）、增殖细胞核抗原（PCNA）、Myc 原癌基因（c-Myc）］表达。另设KDM5A特异性抑制剂GSK-4J处理组（GSK-4J组）和乙硫氨酸联合GSK-4J处理组（乙硫氨酸联合GSK-4J组）验证KDM5A/H3K4me3轴调控作用，GSK-4J组给予腹腔注射7 mg/kg GSK-4J，乙硫氨酸联合GSK-4J组给予腹腔注射7 mg/kg GSK-4J和500 mg/kg乙硫氨酸，每组12只。两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 检验，多组间比较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组间两两比较采用Tukey真实显著差异检验。 结果 乙硫氨酸组胚胎脑部结构不完整及形态畸形率为48.79%（121/248），正常组畸形率为3.73%（10/268），两组比较差异有统计学意义（P<0.001）。与正常组相比，乙硫氨酸组KDM5A mRNA和蛋白表达升高，H3K4me3修饰水平降低（P<0.001）；β-catenin、TCF4和Axin2蛋白表达下降（均P<0.05），p-GSK3β升高（P<0.01）。GSK-4J干预后，β-catenin、TCF4和Axin2表达部分恢复（P<0.01），Cyclin D1阳性细胞比例增加，PCNA 和c-Myc表达回升（P<0.05）。 结论 乙硫氨酸通过上调KDM5A降低H3K4me3修饰水平，抑制Wnt/β-catenin 通路活性，降低神经上皮细胞增殖能力，从而参与NTD 发生。靶向KDM5A/H3K4me3轴可能为NTD防治提供新策略。

目的 系统评价内镜黏膜下剥离术（ESD）与外科手术治疗75岁及以上早期胃癌（EGC）患者的临床疗效及安全性。 方法 系统检索PubMed、Embase、Cochrane Library、中国知网数据库，检索时限为建库至2026年4月，纳入采用ESD与外科手术治疗75岁及以上EGC患者的相关文献。试验组（ESD组）为采用ESD治疗75岁及以上EGC患者，对照组（外科手术组）为采用外科手术治疗75岁及以上EGC患者。2名研究者按照纳入与排除标准独立筛选文献和提取资料，采用纽卡斯尔-渥太华量表评估纳入文献的质量，应用RevMan 5.4和Stata 18.0软件进行meta分析，以I2评估异质性。结局指标为两组患者的5年生存率、胃癌复发率、复发相关致死率及不同黏膜层面的肿瘤发生率。采用漏斗图和逐一剔除法进行发表偏倚分析与敏感性分析。 结果 共纳入6篇文献2 045例患者，其中ESD组988例，对照组1 057例。ESD组5年生存率（82.9%比77.4%，OR=1.29，95%CI：1.01~1.65，P=0.040，I2=0）、胃癌复发率（8.5%比4.3%，OR=2.39，95%CI：1.37~4.14，P=0.002，I2=24%）均高于外科手术组；复发相关致死率低于外科手术组（1.9%比4.9%，OR=0.47，95%CI：0.25~0.86，P=0.020，I2=34%）。不同黏膜层面的肿瘤发生率的亚组分析显示，ESD组黏膜层肿瘤发生率高于外科手术组（78.8%比38.3%，OR=3.40，95%CI：1.15~10.07，P=0.030，I2=95%）；而黏膜下层肿瘤发生率低于外科手术组（20.7%比61.4%，OR=0.29，95%CI：0.10~0.87，P=0.030，I2=95%）。漏斗图提示各研究在合并效应量（log OR）两侧整体基本对称分布，呈倒漏斗状分布；敏感性分析显示各研究的效应点估计值均在合并效应量（log OR=1.05）附近微幅波动。 结论 对于75岁及以上EGC患者，ESD治疗的疗效及安全性优于外科手术。

该文报道1例普通变异型免疫缺陷病（CVID）合并巨细胞病毒（CMV）胃肠炎患者的诊治经过。患者以慢性腹泻、胃肠道多发溃疡起病，早期误诊为炎症性肠病，予激素及免疫抑制剂后病情恶化，出现小肠多发穿孔及感染性休克，急诊行外科修补及小肠造口术。结合免疫球蛋白水平、病毒血清学指标及组织病理，确诊CVID合并CMV胃肠炎。予免疫球蛋白替代治疗、快速减停免疫抑制剂、规范抗感染，并联合体外肠液回输、肠黏膜修复与阶梯化营养支持，分期解除肠道狭窄并完成造口回纳。长达6年的随访期间，患者病情总体稳定，但仍反复发生呼吸道及CMV感染。该例提示，对不典型消化道溃疡、反复感染患者，应警惕原发性免疫缺陷，避免盲目免疫抑制治疗；合并严重并发症时需依托多学科模式实施综合管理，以改善长期预后。

脂毒性是指循环脂质水平升高造成的功能障碍，是驱动胰岛素抵抗发生发展的关键因素之一。研究表明，其作用并非单纯由脂质堆积所致，而是在肝脏、骨骼肌、脂肪组织和胰岛β细胞中等多器官异位沉积，形成有害脂质中间体，干扰胰岛素信号传导，诱导炎症反应和细胞器应答损伤，各维度相互放大，共同推动胰岛素抵抗。该文系统综述脂毒性与胰岛素抵抗的相关性及内在调控机制，阐述不同代谢器官对脂毒性应答机制差异，从脂质中间体异常堆积、炎症通路激活、内质网应激、线粒体功能障碍等维度，探讨脂毒性诱导胰岛素抵抗的器官应答及分子机制网络，为2型糖尿病、脂肪肝和代谢综合征等疾病的干预提供新思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