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 · 第106卷第33期

糖尿病前期对心血管健康的影响已经是公认的事实，但是在全球范围内社区层面对其进行干预却举步维艰。有专家认为其原因是“前期”这两个字太温和，误导公众和健康主管部门低估了该人群的健康风险。为了推动全社会的主动干预，近年不断有人建议把糖尿病前期归入糖尿病范畴。鉴于糖尿病前期人群的体量数以亿计，将其全部转变为糖尿病所致成倍的医疗负担增加将成为推动这种“更名”的最大障碍。如何化解这个世界难题？国际糖尿病联盟（IDF）建议的新糖尿病诊断标准（口服葡萄糖耐量试验1 h血糖超过11.6 mmol/L）或许可以提供新的思路。是否可以考虑把现行的世界卫生组织（WHO）标准的糖尿病称为糖尿病（WHO），将符合IDF糖尿病诊断标准的那部分糖尿病前期人群称为糖尿病（IDF）。这样既保障了该高危人群维护自身健康的合法权益，又不至于过度增加现行医保付费系统的负担。与此同时，还要加大宣传力度，切实提高公众对糖尿病前期危险结局的认识，并根据该人群的异质性进行高度个体化干预。

2026年5月，Lancet在线发布了由全球56个国际组织参与、融合万名患者调研数据与多学科专家研讨意见形成的更名共识，将沿用近90年的多囊卵巢综合征（PCOS）更名为多内分泌代谢卵巢综合征（PMOS）。此次更名精准反映疾病多内分泌、代谢及卵巢功能异常的本质。该文梳理全球更名共识的背景、依据与内涵，阐释命名变革对疾病认知、筛查、分层治疗及慢病管理的影响，并结合我国临床实践特点，提出内分泌代谢专科的应对策略与过渡期管理建议，旨在为临床医师提供可操作的实践参考。

自20世纪中叶糖皮质激素应用于风湿免疫病治疗以来，该药凭借其抗炎和免疫抑制作用，长期占据多种风湿免疫病治疗的核心地位。然而，长期糖皮质激素暴露与器官损伤、代谢紊乱、骨质疏松及感染等不良结局密切相关，使其远期管理成为关键问题。近年来，随着靶向药物和新型免疫治疗的发展，风湿病学界围绕糖皮质激素管理形成了“Slay or Stay”的争论：“Slay”是指在疾病控制后尽可能减停糖皮质激素，追求无激素缓解；“Stay”则强调在部分特定患者中长期维持低剂量糖皮质激素，以维持缓解、降低复发风险。该文首先介绍糖皮质激素的作用机制，并结合最新国际指南及代表性临床试验，系统阐述糖皮质激素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类风湿关节炎、系统性血管炎等重大风湿免疫病中的减量与撤停策略。总的来说，糖皮质激素管理不应简单归结为绝对的“Slay”或“Stay”，而应以疾病控制和长期安全性为共同目标，在充分评估复发风险与药物毒性的基础上，实施个体化的减停策略。

风湿性疾病（RMD）治疗仍面临长期用药依赖和难治复发等问题，治疗目标正由炎症抑制转向深度B细胞清除与免疫重置。传统B细胞单抗组织清除能力不足，而自体嵌合抗原受体T细胞（CAR-T）疗法能力虽强，却存在个体化制备、淋巴细胞清除预处理、成本及安全管理等诸多问题。T细胞衔接器（TCE）同时结合T细胞白细胞分化抗原（CD）3分子和B细胞或浆细胞表面抗原，重定向内源性T细胞介导靶细胞清除，具有标准化生产、无需体外细胞制备以及剂量和疗程易于调整等优点。针对TCE疗法在风湿性疾病中的最新进展，该文系统总结了靶向CD19、CD20及B细胞成熟抗原（BCMA）的相关研究。结果表明，该疗法在系统性红斑狼疮、系统性硬化症、特发性炎性肌病及类风湿关节炎中均能快速清除B细胞或浆细胞，并具有改善疾病活动度、促进缓解的潜力。主要不良事件包括细胞因子释放综合征、感染及低丙种球蛋白血症，且多数可控。因此，TCE在风湿性疾病中的应用临床价值逐渐凸显，但还存在组织B细胞清除深度、免疫重建质量、内源性T细胞状态、反应不足机制及长期安全性等诸多关键问题有待解决。总之，它既不是昂贵的冗余选项，也不是免疫重置治疗的终极答案，而是以可及和可控的药物形式，为实现RMD免疫重置提供关键路径。

胰高糖素样肽-1（GLP-1）受体激动剂（GLP-1RA）最初被用于治疗2型糖尿病和肥胖症，现因其多效性在风湿病领域备受关注。大量研究表明，GLP-1RA不仅通过减重和改善代谢状态间接降低炎症，更能直接作用于免疫细胞及肌肉骨骼系统细胞表面的GLP-1受体，发挥独立于减重效应的抗炎与组织保护作用。近年来，多项大型真实世界研究和随机对照试验显示GLP-1RA在骨关节炎、类风湿关节炎（RA）、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系统性红斑狼疮（SLE）中具有改善疾病活动度、降低心血管事件发生率及死亡率的潜力。然而，现有证据仍存在显著局限性：多数研究为回顾性设计；样本量有限；不同药物混为一谈；减重效应与直接抗炎作用难以剥离；缺乏针对非代谢紊乱风湿病人群的随机对照试验等。该文系统梳理了GLP-1RA在风湿病中的分子机制，总结其应用于RA、银屑病/银屑病关节炎、骨关节炎及SLE中临床证据，并在此基础上提出作者观点：目前GLP-1RA仅应推荐用于合并超重及肥胖或2型糖尿病且伴高心血管风险的风湿病患者；未来亟需头对头比较不同药物、开展独立于减重效应的机制验证研究，以及探索联合治疗策略。总的来说，GLP-1RA有望开启风湿病“代谢-免疫”协同干预的新时代，但必须审慎评估其获益与风险。

我国风湿免疫病治疗中，传统免疫抑制剂停药后易复发，难治性患者仍面临器官进行性损伤的困境。近年嵌合抗原受体（CAR-T）细胞疗法在系统性红斑狼疮（SLE）等自身免疫病中取得突破，抗分化群19（CD19）CAR-T可深度清除B细胞，使部分患者在不使用免疫抑制剂的情况下维持长期缓解，由此提出“免疫重置”概念——即免疫系统从造血前体细胞开始重建、恢复自身耐受。该文以SLE为例，基于17项临床研究病例数据，分析了不同CAR-T策略实现免疫重置的成功率及制约因素。结果显示，靶向B细胞成熟抗原（BCMA）和CD19的双靶点策略在重置深度和持久性方面优势明显，部分难治性SLE患者可获得长期无药缓解；但免疫重置并非普遍成功，其实现受靶点覆盖范围、基线器官损伤及疾病驱动机制等多重因素制约。综上，CAR-T疗法为难治性SLE患者提供了具有免疫重置潜力的有效新选择，但临床应用需结合患者具体情况进行个体化决策，未来随着证据积累和技术优化，该策略或将成为更多自身免疫病患者的可行选项。

类风湿关节炎临床前阶段（Pre-RA）干预是疾病防控的关键方向，目前针对Pre-RA的干预时机、干预方案尚缺乏统一规范。非药物干预具有理论可行性，但缺乏高质量随机对照试验支撑；药物干预措施循证医学证据更充分，但临床获益与潜在风险并存。风险分层工具可有效筛选疾病高危人群，目前尚未形成标准化的临床应用流程。该文系统梳理了Pre-RA非药物与药物干预手段的现有循证证据及其局限性，在此基础上评述了风险分层工具在临床实践中的应用现状，权衡Pre-RA早期干预策略实施的获益与风险。综合现有证据，Pre-RA临床管理不宜统一采用激进干预或单纯观望模式，应依托风险分层结果并结合患者特征实施个体化精准干预。

骨关节炎（OA）长期被界定为单纯生物力学驱动的局部软骨退行性病变，但“局部磨损”理论难以全面解释其非负重关节高发、症状与影像学改变不匹配等临床现象，推动学界提出OA是“全身系统性疾病”的新假说。该文基于OA从局部软骨退变向异质性全关节疾病认识转变的研究进展，梳理机械应力和关节创伤相关表型，以及代谢综合征、内分泌紊乱、肠道菌群失调、衰老和遗传易感等全身驱动因素在OA发生发展中的作用；进一步阐述髌下脂肪垫、滑膜和软骨下骨等局部微环境重塑在不同致病表型向软骨不可逆降解转化中的枢纽作用；并总结基于表型的潜在疾病修饰治疗策略，包括力学干预、代谢调控、抗炎治疗及局部微环境靶向治疗。该文认为，OA并非单纯局部磨损性疾病，亦不能简单归为全身性疾病，而是局部力学损伤、全身代谢-炎症失衡单独或相互作用导致不同亚型的全关节疾病。未来应基于表型分层优化患者筛选和治疗决策，推动OA精准诊疗及疾病修饰治疗药物的临床转化。

静脉转口服（IVOS）是优化给药途径、减少不必要静脉输液的核心策略。国内虽已逐步推行该给药转换模式，但在患者评估、转换时机等关键环节尚缺乏统一、可落地的规范化指导依据。为此，国家药事管理专业医疗质量控制中心、中华医学会临床药学分会组织国内相关领域的专家学者，结合国内外最新循证医学证据编写本指南。本指南围绕成人住院患者IVOS的患者筛选、转换时机、评估标准、操作流程等核心内容，最终形成18个问题、24条推荐意见，形成该成人住院患者IVOS用药临床应用指南，旨在为临床合理静脉用药提供科学、可落地的决策依据，提升医疗质量、保障患者用药安全、优化医疗资源配置。

我国糖尿病诊疗场景正在快速引入大语言模型，但不同模型在知识准确性、安全边界、解释性和真实临床可用性方面差异明显，现阶段仍缺少面向糖尿病专科场景的系统评价框架。内分泌与代谢性疾病国家临床医学研究中心（长沙）联合中国医师协会内分泌代谢科医师分会组织糖尿病学、人工智能、临床研究、生物统计、医疗信息、公共卫生和伦理学等领域专家，在系统检索文献基础上，经两轮德尔菲函询形成该共识。共识以中国临床应用场景为主要适用范围，强调医师始终承担最终诊疗责任，并提出“评价维度-评价方法-评价指标”三级体系，从准确性与可靠性、安全性、临床效用与价值、用户体验与交互性、伦理与合规性5个一级维度展开，明确了模型评价规范及流程，可为糖尿病辅助诊疗大语言模型的研发、验证、准入和持续监测提供可操作性的依据。

目的 探讨近期确诊癌症合并冠心病（CAD）患者接受经皮冠状动脉介入治疗（PCI）时，应用药物涂层球囊（DCB）与药物洗脱支架（DES）治疗后的临床结局差异。 方法 回顾性连续纳入2018年1月至2024年12月于首都医科大学附属北京朝阳医院心内科住院、经冠状动脉造影明确诊断CAD并接受PCI，且在本次住院前5年内确诊癌症的155例患者。其中DCB组61例、DES组94例。收集两组患者的人口学特征、心血管危险因素、既往心血管病史、癌症类型，以及病变血管支数、靶血管、支架内再狭窄、分叉及小血管病变、介入器械使用、术后即刻血流和血管内影像或功能学评估情况。正态分布的连续变量组间比较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分类变量采用Pearson χ2检验或Fisher精确检验进行组间比较。采用Kaplan-Meier法和Log-rank检验进行全因生存分析；心血管死亡和非心血管死亡互为竞争事件，采用累积发生率函数和Gray检验进行竞争风险分析。 结果 两组患者的年龄、性别、体质指数、目前吸烟、血脂异常、高血压、既往心肌梗死及慢性肾脏病比例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DCB组糖尿病、三支血管病变、支架内再狭窄、分叉病变及小血管病变比例较高，DES组既往PCI、既往冠状动脉旁路移植术（CABG）及前降支介入治疗比例较高（均P<0.05）。Kaplan-Meier分析显示，DCB组总体生存率低于DES组［分别为82.0%（50/61）和95.7%（90/94），P=0.005］。竞争风险分析显示，两组心血管死亡累积发生率分别为4.9%（3/61）和3.2%（3/94），差异无统计学意义（P=0.589）；而DCB组非心血管死亡累积发生率高于DES组［分别为13.1%（8/61）和1.1%（1/94），P=0.002］。 结论 近期确诊癌症合并CAD接受PCI患者中，DCB组总体生存率低于DES组，但心血管死亡风险未增加，其生存差异主要与非心血管死亡累积发生率升高有关。DCB在此类患者中的长期安全性仍需进一步研究证实。

目的 构建并验证基于前列腺癌根治术后（RP）患者瘤内-瘤周融合特征的MRI生境组学模型（EPM），并联合患者临床资料开发临床-生境预测模型（CHPM），预测RP后生化复发（BCR）的情况。 方法 回顾性收集两中心RP患者429例（中心1：苏州大学附属第一医院，2015年1月至2018年12月，共335例；中心2：苏州大学附属张家港医院，2015年1月至2023年12月，94例）。中心1按照7∶3分层随机抽样的方法（依据BCR状态）分为训练集（n=234）和内部测试集（n=101）；中心2为外部测试集（n=94）。通过住院及门诊病历系统回顾性收集随访资料，随访至BCR或末次随访，仅纳入术后随访≥1年的患者。基于多参数MRI，采用高斯混合模型（GMM）聚类算法将瘤内及瘤周3 mm区域分别划分为K个生境亚区并提取生境组学特征。构建瘤内生境模型（ITH）、瘤周生境模型（PTH）及其融合（EPM）模型；联合ITH、PTH风险评分及Cox回归筛选的临床独立预测因素构建CHPM。采用Kaplan-Meier曲线评估各模型的风险分层能力。采用一致性指数（C-index）、校准曲线、决策曲线分析（DCA）以及综合判别改善指数（IDI）和净重分类改善指数（NRI）评估CHPM性能，并与术后前列腺癌风险评估（CAPRA-S）评分和EPM比较。模型间C-index差异的比较采用Bootstrop重采样法（1 000次）。 结果 在内、外测试集中，3个模型均能区分高、低风险患者（均P<0.05）。CHPM的C-index均高于CAPRA-S评分（0.782比0.672；0.780比0.689），差异均有统计学意义（P值分别为0.036和0.042）；EPM与CAPRA-S评分的C-index差异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EPM与CHPM的C-index差异亦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在校准度、临床净获益、IDI和NRI方面，EPM与CHPM均优于CAPRA-S评分（均P<0.05）。 结论 EPM与CHPM模型预测术后短期生化复发的区分度相当，且两者在校准度、临床净获益、IDI和NRI方面均优于CAPRA-S评分，其中CHPM的总体效能优秀，展现出作为非侵入性术前风险评估工具的潜力。

分析多重耐药非O1/非O139群霍乱弧菌（NOVC）ST1565脓毒症菌株基因组特征。回顾性分析2025年7月2日上海华山医院收治的1例88岁男性患者临床资料，临床诊断为重症细菌性肠炎和继发NOVC脓毒症。血培养提示为非O1/非O139群霍乱弧菌。菌株经全基因组测序结果为ST1565的多重耐药株，ResFinder数据库预测有6类11种抗菌药物耐药基因：qnrVC5、sul2、floR、tet（59）、aph（6）-Id、aph（3′′）-Ib、dfrA15、dfrA31、almE、almF、almG，除喹诺酮类qnrVC5不表达外，其余耐药基因均符合表型结果，另有8个插入序列：ISVch1、ISVvu4、ISVch6、ISVvu8、ISVpa3、ISVpa4、ISVsa3、ISShfr9；重要毒力因子包括3个分泌型蛋白毒素基因：霍乱弧菌溶血素、重复毒素、副溶血性弧菌不耐热溶血素。先后给予美罗培南、左氧氟沙星、多西环素抗感染治疗后患者治愈。NOVC/ST1565属于国内新发序列型，具有多重耐药、高毒力的特征。

探讨经尿道改良激光四沟汽化切除法治疗良性前列腺增生（BPH）的疗效与安全性。回顾性纳入2023年1月至2025年6月在南方医科大学附属广东省人民医院接受手术治疗的BPH患者的临床资料，根据手术方式的不同，将患者分为四沟法组（采用1 470 nm改良半导体激光四沟汽化切除术的患者）和剜除法组（采用1 470 nm半导体激光前列腺剜除术的患者）。随访至术后6个月，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Mann-Whitney U检验和协方差分析比较两组患者围手术期相关指标的差异，包括前列腺体积、国际前列腺症状评分（IPSS）、生活质量评分（QoL）、最大尿流率（Qmax）、排尿后残余尿量（PVR）、手术持续时间、血红蛋白下降值、住院时间、膀胱冲洗时间和术后并发症。共纳入103例男性患者，年龄（70±6）岁；其中四沟法组55例，剜除法组48例。随访时间［M（Q1，Q3）］为3（2，5）个月，四沟法组的手术时间［（109±36）比（124±35）min，P=0.024］、住院时间［（9.4±3.6）比（11.5±3.4）d，P=0.010］、血红蛋白下降值［（6.6±7.8）比（11.7±8.3）g/L，P=0.002］均低于剜除法组。两组患者前列腺体积、Qmax、PVR、术前或术后IPSS及QoL的差异均无统计学意义（均P>0.05）。共5例患者手术后出现轻度并发症（四沟法组2例、剜除法组3例），对症处理后均好转。经尿道1 470 nm改良半导体激光四沟汽化切除法操作简便、手术时间短、血红蛋白下降少，短期疗效和安全性与剜除术相当。

本文报道了1例前纵隔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导致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患者。患者61岁男性，因“乏力、头晕、纳差18个月”入北京协和医院治疗。患者18个月前无诱因出现乏力等不适，测血钠114 mmol/L，血浆渗透压245 mOsm/kgH20，尿渗透压699 mOsm/kgH20，肾上腺皮质功能及甲状腺功能正常。胸部增强CT提示前纵隔肿物，中度强化。全身18氟-脱氧葡萄糖-正电子发射断层显像-计算机断层扫描提示右前上纵隔代谢异常增高结节。诊断低钠血症，限水治疗后患者症状缓解、复查血钠正常，病因考虑为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继发于前纵隔肿物可能性大。患者行胸腔镜辅助胸腺及肿瘤切除术，病理提示为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术后症状完全缓解，正常饮水后复查血钠正常范围，术后患者接受放射治疗，随访至2024年12月19日肿瘤无复发。前纵隔节细胞神经母细胞瘤罕见，因该病导致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的病例鲜有报道，对于不明原因低钠血症患者，需警惕纵隔肿瘤导致抗利尿激素不适当分泌综合征的可能，避免漏诊、误诊。

报道1例经自发性胃瘘行内镜下清创治疗的胰腺包裹性坏死患者的诊疗经过。患者男，53岁，因“发现胰腺占位1年余，上腹部胀痛10 d”于2025年7月25日收入同济大学附属同济医院。既往诊断右肺低分化腺癌伴肺内转移及多发脑转移。2024年6月首次就诊时考虑急性胰腺炎，腹部CT提示胰腺体部占位及远端主胰管扩张；随访中病灶一度缩小，2024年12月病灶直径约8 mm。2025年6月复查时病灶再次明显增大，内部出现明显囊性改变，形成约69 mm×92 mm的囊性病变。入院后胃镜检查示胃体小弯侧一直径约2 cm的瘘口，伴白色脓性分泌物溢出，内镜可经瘘口进入囊腔并见大量脓苔及坏死物；超声内镜检查示胰体部囊性病灶内见大量絮状低回声及散在高回声点，囊腔与胃腔相通。结合急性胰腺炎病史、病灶动态演变及内镜表现，诊断为胰腺包裹性坏死伴自发性胃瘘。术者经自发性胃瘘吸引脓性分泌物并清除坏死组织，未另行穿刺造瘘或置入支架。术后患者腹痛、腹胀缓解，好转后出院。术后规律随访，2026年1月9日腹部CT示原囊性病灶基本消失，患者未再出现上腹痛等相关症状。该例提示，对于有恶性肿瘤病史且影像学表现不典型的胰腺占位，应结合胰腺炎病史及病灶动态变化综合判断；在解剖条件适宜并充分评估安全性的情况下，既有自发性胃瘘可作为个体化内镜引流及清创通道。

发作性睡病是一种慢性神经系统疾病，是以日间过度思睡为核心表现的中枢性嗜睡障碍，其诊断依赖多导睡眠监测和（或）脑脊液中下丘脑分泌素-1水平测定。然而，现行诊断标准仍有不足，尤其对发作性睡病2型的诊断可能存在误诊风险，且儿童青少年与成人为同一诊断标准，可能导致漏诊。该文总结了目前发作性睡病诊断研究的进展及局限性，对该疾病潜在的诊断指标，包括日间睡眠指标［平均睡眠潜伏期（MSL）、入睡期快速眼动（REM）睡眠（SOREMP）、REM睡眠相关参数、睡眠期转换模式等］、夜间睡眠症状及参数（夜间SOREMP、REM睡眠期行为障碍、REM睡眠期肌张力失弛缓指数、觉醒-睡眠转换指数、睡眠周期性肢体运动等）、脑脊液下丘脑分泌素-1及遗传易感基因进行综述，为进一步提高发作性睡病诊断的准确性提供新的依据。